孙中山创造一个革命传统，大概是中国第一个人用带有现代意义之“革命（revolution）”来形容自己之政治活动，成立第一个反清革命组织兴中会，策动第一次反清革命广州起义；1905年，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带有现代性质之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，同年10月20日在《民报》发刊词中提出“三民主义”，即“民族主义”、“民权主义”和“民生主义”，是一套革命理论和现代化发展之策略[1]:14-16。

立宪派与革命派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先驱，都致力于革新中国政治组织，并认为代议政治适合中国，要求民主，主张民权，提高政府效率和中国国际地位，不应被视为保守势力和进步势力之对立关系；主要分歧为：㈠中国现代政治应采取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政体，㈡以改革还是革命来达成现代政府[1]:16。

1902年，章炳麟在东京留学界倡议召开“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”，以纪念明朝覆亡[3]:13-15。1903年，章回到上海，在《苏报》发表〈驳康有为书〉，斥责康有为“中国只能立宪，不能革命”，称：革命之宣告，已为全国之所公认，如铁案之不可移，明确表现民主革命之主张[3]:15。上海及附近地区出版宣传革命之报章杂志，不下2、30种，如《苏报》、《同文沪报》、《大陆报》、《国民日日报》、《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》等，舆论界顿呈蓬勃[3]:15。清政府勾结英美等租界，查封《苏报》，监禁章炳麟，造成苏报案[3]:15-16。

邹容写《革命军》，“书出后，举世为之轰动，风行海内外，销售逾百十万册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”[4]，以文字宣传革命排满，鼓吹天赋人权，高唱自由平等[3]:15。蒋介石在日本“见邹容《革命军》一书，酷嗜之，晨夕览诵，寝则怀抱，梦寐间如与晤言，相将提戈，逐杀鞑虏”；胡适在上海“到了晚上，等舍监查过夜过去以后，偷偷起来点着蜡烛，抄了一本《革命军》”[3]:16。

1905年，革命党组成中国同盟会，结合中国留学生与革命团体，如华兴会、光复会等，宗旨为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建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，发行机关报《民报》，与《新民丛报》论战，结果1907年《新民丛报》停刊[3]:16。

立宪派“容满”，认为汉满两族很多方面已融为一体，主张合法争取政权开放，并确信清廷诚心预备立宪，认为建立共和政府要人民达到某种程度教育水准，有实际参政经验，恐怕革命会导致外力干涉；革命派“排满”，认为满清歧视及压迫汉人，以“假立宪”欺瞒人民，不可能建立妥善政府，必须消灭满清政府才能改革，强调快速变革、急速现代化，批评立宪派低估中国人实力，想争取列强同情及支持[1]:17。

萍浏醴起义，1906年12月，江西萍乡、湖南浏阳、醴陵爆发起义，号召“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、获自由之幸福”，清政府调派湖南、江西、湖北、安徽大军包围革命军，也向列强求援；日本、德国、英国、美国派舰加入战局，起义军分成三路战斗24役后，被各个击破[3]:23。

黄冈起义，1907年4月初，许雪秋联络洪门会党余丑、陈勇波等700余人，约定中旬发难，向黄冈进攻，清军调派人马会合镇压，清政府残杀200余人[3]:23-24。

安庆之役，徐锡麟在绍兴创设大通师范学校，准备起义，和陶成章等商议，经荐引到安徽巡抚恩铭下掌管巡警学校[3]:24-25。1906年，秋瑾接掌大通学堂，在绍兴联络浙江会党[3]:25。徐锡麟、陈伯平、马宗汉等利用学校举行毕业典礼，省府官员应邀参观，毅然举事，击毙恩铭，徐锡麟、秋瑾先后赴死[3]:25。

惠州七女湖起义，广东七女湖距惠州城20里，邓子瑜联合会党陈纯、林旺共谋起事，清军镇压，革命军散入附近村落[3]:25。

防城之役，广东钦廉地区百姓不满清政府糖捐，要求减少；清政府囚禁人民代表，捍然拒绝[3]:26。钦州百姓组织万人会，扩大请求；清政府指是土匪作乱，大肆焚掠[3]:26。人民派代表到越南河内乞援革命党，革命党员王和顺衔命至钦州，联合万人会发难，清军派郭人漳、赵声围捕[3]:26。王和顺率领党众数百人进攻防城，不到两天即占防城；王湖率领数千固守钦廉，革命军终因弹尽退却[3]:26。

镇南关之役，黄兴与王和顺入安南，谋图再举，孙中山亲往督导，率胡汉民及池亨吉前往，守将陆荣廷诈降；清政府从两广调来12,000人包围，革命军且战且退[3]:26。

钦廉上思之役，1908年3月，黄兴率领革命军与会党进攻钦州，冯自由受命在香港购子弹接济，守将率兵围攻，清军调派大军围杀，郭人漳投靠清廷，革命军弹药耗尽，暂时解散[3]:27。

河口起义，主要由胡汉民负责，1908年4月联合黄明堂、王和顺在河口起事，不出两小时，占领河口；清军督办王镇邦密向法国防营求救，法国同情革命，王只好诈降，革命军派老将黄华庭往探被杀；革命军杀王猛攻，占领河口，获枪千余，子弹10数万发，急电黄兴来云南就任“云南国民军总司令”，力催黄明堂进攻昆明；革命军兵少弹缺，采守势，清军包围革命军，革命军失败[3]:27。

安庆起义，1908年11月清军举行太湖秋练，江宁炮兵学堂熊成基约定范传甲、田激扬等率马炮营1千余人起事，作战密令13条；对清兵不究既往，投降立即收抚；不任意残杀官员[3]:27-28。革命军照计划攻击安庆城，熊成基收买薛哲开城内应，巡抚朱家实笼络城内守兵，薛哲背约退缩；革命军解散，熊成基亡命日本，1909年密谋炸载洵被密告，赴死[3]:28。

刺杀摄政王载沣，汪精卫认为“不有剧烈举动，何以振起人心”，遂决心搏杀载沣，联合黄复生、黎仲实、陈璧君，先至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，研制炸药；十杀海甘水桥是载沣必经之路，汪精卫等决定在桥下埋置炸药，三次因故失败，清军警破获，汪、黄被捕招认；民政部尚书善耆告载沣：如杀汪黄，恐怕党祸日夕相寻，不如从轻量刑，解仇示好；汪、黄被判永远监禁[3]:28。

广州新军之役，1909年同盟会南方支部成立，1910年2月朱执信、胡毅生等俟机响应，徐忠仆、林直勉等纵火接应，由新军先反正，李福林、谭义等率四乡会党攻击广州府[3]:28-29。初夕新军与警察冲突，军警互殴，清军闭紧城门固守；倪映典率领全军进攻，清军包围革命军，倪映典率一军突围横枝冈，倪映典被清军管带开冷枪伤，赴死[3]:29。

从1907年到1910年，中国各地爆发武装起义340余次[3]:26-27。